近代中国命运多舛，历经磨难，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入侵，千年古国在滚滚洪流中蹒跚前行。时代，在时间的流逝中被艰难地改变着，而跟着时代被强迫改变的还有很多人的命运。郑洞国190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的石门县，父亲郑定琼是个既会种地又懂裁缝的勤奋人，母亲陈英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家庭妇女，生育了包括郑洞国在内的5个儿女。得益于父亲的教导，郑洞国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如果不是“五四运动”的爆发，郑洞国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老师，一个商人，或者其他的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然而，动荡的大时代总是喜欢强迫人做高难度的人生选择题。面对铺天盖地的爱国宣传，满大街地抵制日货，郑洞国选择了弃笔从戎，走到了国家巨变的第一线。1924年，21岁的郑洞国冒用别人的名字通过了黄埔军校的考试，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生。从此，他的命运就与中国，与中国革命纠缠到了一起，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段曲折而又坎坷的传奇故事。蒋介石嫡系作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郑洞国的军旅生涯不可谓不精彩。自军校毕业后，郑洞国就跟随国民党，跟随蒋校长东征西讨，是民国时期第一批投身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因其作战风格以大胆稳健著称，郑洞国在黄埔系中威望甚高，深受蒋介石信任，是老蒋的嫡系将领之一。也是基于这份信任，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2年的时间里，郑洞国除了一小段时期被蒋介石派去剿共外，其余时间都在跟日本人斗智斗勇。1933年长城抗战，身为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郑洞国奉命死守古北口。就在他即将完成任务，带兵撤回后方打算休整的时候，前来接替任务的第八十三师遭到日军毁灭性打击，连师长刘戡都差点自杀了。得知消息后，郑洞国不顾自身危险，连夜赶往前线阵地。当看到满山遍野的同袍尸体时，他的军人血性被唤醒，带着1000多人的小部队就投入到了战斗中，凭着一股狠劲儿硬是扛到了大部队的增援。1938年3月，台儿庄大捷前夕，郑洞国率领的第2师参加了徐州会战。可就在他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前往徐州时，日军精锐第十师团竟然攻陷了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连同两千多名士兵全部牺牲，徐州危矣。千钧一发之际，郑洞国果断制定作战计划，将敌人拦在运河北岸，用十二门重榴弹炮重创日军先头部队，打得日军第十军团损失惨重不说，还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也正是郑洞国的这次部署，才创造了后来的台儿庄大捷。不过，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1938年11月，号称日本“钢军”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攻占了天险昆仑关，意图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桂南战局陷入险境。此时，郑洞国已经荣升新编十一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面对日军的疯狂来袭，他勇于承担了正面主攻任务，与日军第五师团血战20多天，歼灭日军包括中村正雄在内的5000余人。1943年初，中国远征军副司令罗卓英与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发生了激烈冲突，蒋介石只好紧急调任性格忠厚，能力过硬的郑洞国前往印度，担任新一军军长。老实说，这个职位的难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人事关系上。美国人紧紧抓着主动权，控制所有的人事任免，战略计划，蒋介石这边又不甘示弱，不甘心十万大军白送人。郑洞国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打了一场又一场战役，硬是在印缅战场站稳了脚跟，扬国威于国门之外。心中最痛是长春尽管在海外战场上，郑洞国所向披靡，无所畏惧。但是在他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却有一个战场，是他心中永远的痛，那就是长春。1946年，蒋介石不顾杜聿明、郑洞国等国军将领的反对，执意掀起第二次国共内战。郑洞国当时就认为，共产党在江西时才几万人，就让国军费了很大力气还剿不尽，如今，共产党已经拥有百万大军，国军还能怎么剿呢？但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郑洞国没能说服那些盲目自负的国军将领，只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走。1948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杀到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只好派遣郑洞国前往被围得铁桶般的长春，以期出现奇迹。当时，郑洞国的职务是“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吉林省主席。可是，他这位省主席的命令却连长春城都飞不出去。7个月的抵死坚守，把长春变成了人间炼狱，郑洞国的心内每天都接受着人性的煎药。他曾说，那时的他见到太阳都觉得没有光了。面对饿死不下十万人的惨剧，面对或起义或投诚的部下，郑洞国只好被动接受了“战败”的结果。但是，据郑洞国长孙，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回忆，长春从此便成了郑洞国心中不能提的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郑建邦就读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的省领导好几次都想让他劝说郑洞国回吉林走走，郑洞国都回绝了。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愧对长春，愧对长春人民。家事与国事国事上，郑洞国觉得自己有愧，可事实上，相比于国事，郑洞国最对不起的应该是他的家事才对。郑洞国一生有过三段婚姻，育有两儿两女。其中，长子郑安飞、次子郑安腾和长女都出自第一任妻子覃蜡娥。尽管这段婚姻是郑洞国十四岁那年奉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但是婚后，郑洞国和覃蜡娥的感情却很好。只是，覃蜡娥红颜命薄，早早离世，郑洞国又忙着各地打仗，三个孩子只好都送到了寄宿学校，靠着亲属帮忙才慢慢长大。1948年秋天，正当郑洞国兵困长春时，年少的郑安飞和郑安腾很担心改朝换代后，自己会面临决死的处境，便遵照蒋介石的安排，跟着其他军官跑到了台湾。谁能想到，往日里恨不得天天到家里巴结父亲的国民党军官们到了台湾就改换了面孔，让郑安飞和郑安腾感受到了什么叫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加之，此时又传来了长春解放的消息，使得兄弟俩更认为，郑洞国大半是凶多吉少了。备受打击的郑安飞没有办法，只好把弟弟郑安腾留在台湾，自己悄悄返回国内，打算替父亲收尸。此时，郑安飞才知道，郑洞国投诚后，并没有被关入监狱，也没有被人民处决，而是被好好安排到了哈尔滨后方休息。为了让他生活得舒适些，组织上不仅给他分配了一幢小楼，还把郑洞国的妻子，郑安飞的继母也从上海接到了东北，一家团聚。就这样，郑安飞没有再离开内地，安心地留在了郑洞国的身边。建国后，郑安飞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专业毕业，重新被分配到东北工作。虽说，比起北京、上海，东北的生活条件要差得多，但是，丝毫不妨碍郑安飞对工作的热情和对生活的希冀。1950年8月，郑洞国因为心脏病被中央安排到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周恩来总理特意找来统战部的李奇中，邀请郑洞国到家里吃饭。见到昔日的老师，东征战役时的老上级，郑洞国百感交集，不着调应该对周总理说些什么话好。倒是周总理，十分体恤他的心情，盛情邀请郑洞国参加工作，为国家建设出把力。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前，毛泽东提议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军事委员会委员，给予他最高薪酬270多元和一辆专车。对于郑洞国这样的抗日将领，毛泽东从不吝啬他的赞美。在他看来，只要是为中国抗日救亡出过力，洒过血，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在这样的感召之下，郑洞国逐渐发现，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似乎真的如他年轻时的理想一样，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积极向上的中国。于是，他开始接触马列著作，研读《毛泽东选集》，在新的政体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相较于郑洞国“艰难”的转变，儿子郑安飞比他要适应得多。自打工作以后，他就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耕耘，绘制了一辈子建筑结构设计图。尽管特殊年代里，郑安飞也曾因出身问题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可是，他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且还在八十年代超期服役，一直作为工作单位的技术骨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相较于工作上的成就，郑安飞的另一大成功就是培养了儿子郑建邦。恢复高考后，郑建邦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他便进入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马列教研室担任老师。如今，郑建邦已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还是民革中央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职），官至副国级。相比于郑安飞，郑洞国的次子郑安腾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自从1948年10月，郑安飞回到内地后，郑洞国一家就彻底失去了跟郑安腾的联系。即便是两岸通航后，郑安飞也再没能找到弟弟。而郑洞国到死，也没能再见到这个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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